武汉军山街小军山社区开展文明餐桌新风尚宣传活动

譬如关于行政相对人接种疫苗，《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21条已经明确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是居民的权利和义务。

(31)例如，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成立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但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成立该类筹备组。由于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特定属性，其兜底职权交由法律规定保留，不存在人大自肥的疑虑。

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兜底职权 依宪治国 。重大事项决定权脉络上的固有职权，实质上在于确证国家重大事项标准，方法上主要依靠结构论搭建的法权秩序，并将全国人大行权能力、实践惯例等作为补充论证资源。第三，两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前者为必要且适当的立法标准，后者系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⑩参见朱福惠、胡婧主编：《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汇编》(美洲、大洋洲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8页。第一类是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决定权。

遗憾的是，宪法法律不可能完全列举国家重大事项，否则与固有职权的遗漏权属性相矛盾。在附带职权阶段，它所依靠的列举权力为《宪法》第62条第3项、第67条第2、3项所构筑的国家立法权。但结合修宪者的论述，该条款修正背后所体现的国家权力观，能够表明修宪者已经意识到全国人大职权规范化问题。

⑦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20-121页。⑤这些思考富有启发，但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完全等同于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遮蔽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丰富蕴含，且实体主义进路永远无法列举全部兜底职权。同时，附带职权是拥有具体行动内容而非立法裁量性质的权力，因此它的解释方法就要遵循职权法定(宪定)原则。总之，由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国歌的决定，与中国宪法权力结构中全国人大的地位与功能相匹配，同时契合既有宪法惯例，因此该类决定属于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的行权实践。

遗漏权并没有太多的神秘色彩，它的产生源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②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73-475页。以此为依据，2008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以更好地实施这些职权为目的，全国人大紧密围绕这类职权而采取合理的措施，同时，那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又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就适宜认定为全国人大附带职权。(21)以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为例，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都由其负责监督，听取和审议其他国家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除外)的工作报告是其实行监督的基本形式。

美国宪法的主要结构性原则包括联邦主义、权力分立以及民主制。(29)需强调的是，当全国人大为实现宪法法律明确授予的目标而选择手段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附带职权中手段与目的的各项内容，得经受宪法上比例原则的评价。因此，坦然承认全国人大固有职权，不意味着全国人大拥有全权性，因为固有职权的成立需经历一个具备宪法理性的论证过程。该方法背后所预设的观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全通过普通立法的方式将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予以具体化。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规范意义为宪法法律所界定，方才契合公法原理中的职权法定(宪定)原则。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系《宪法》第62条第16项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是中国宪法应对新权力的最重要弹性机制，也是一项颇具理论魅力又困难重重的议题。

在众多解释方法中，结构论解释颇适于解释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第三种是作为解释主义进路的宪法解释学建构，从规范概念把握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判断全国人大的权限，或从功能主义思路解释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含义。

据此，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代议机关行使权力仅是用于实现宪法授权给它的目标，它的权力并非不受限制。第三，两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前者为必要且适当的立法标准，后者系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主要通过目的论解释方法，可以明确为了执行宪法法律已列举权力的全国人大的附带职权。(43)而中国宪法中的结构性信息与规范，包含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分工以及人民民主等，它们构成了去研判与评析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的最重要资源与框架。(18)然而，尚有诸多国家没有此类规定，但并不能说该国宪法就不承认默示权力。

(51)此外，中国制宪史上已有就国歌的内容作出决定的先例，如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曾作出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无论是人大研究的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般将全国人大的职权归纳为四项：立法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

2010年《选举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具体分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的这些职权是基于宪法的明文授权，但仍应当在性质上将这些职权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兜底职权，因为全国人大已经通过宪法将这些职权明确授予其常委会行使。

在诸多情形下，结构论解释尚需其他解释资源(甚至是比较法资源)的补充，为新权力的行使寻找具有事实支撑的好的理由。(11)在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结构下，全国人大其他列举职权包括两方面：第一，《宪法》第62、67条之外的其他宪法规范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职权。

对于立法者根本无法把握的遗漏权力，便由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予以承接。全国人大兜底职权合法性的论证要遵循此先后顺位，不可轻易越级。第三，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相对开放的空间结构足以涵括附带职权的要素，为现实需求性和理论支撑性奠定规范基础。实际上，该机制还隐含全国人大常委会兜底职权，即《宪法》第67条第22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若解释者没有对中国宪法结构及制度遗产的熟稔把握，自难寻得对全国人大固有职权的最佳理解。在宪法至上的语境中，国家权力布局的碎片、凌乱是难以接受的，有违立宪主义精神。

甄别可见，必要且适当条款与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必要且适当条款是国会立法权范围意义上的规定，而全国人大附带职权是有具体行动内容的权力，可以通过立法方式将其法定化，但它不同于立法裁量权。譬如，1976年《古巴共和国宪法》第75条规定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兜底职权为宪法授予的其他职权。

但解释方法及其具体规则众多，选择最佳的解释方案以契合附带职权的科学论证要求，显得至关重要。固有职权从而成了全国人大迫不得已方才行使的权力。

而在剩余的权力空间结构中，其他职权的内容应当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相匹配，这是判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总理据。其实，适用必要且适当条款时，也需要美国宪法文本之外更多的内容，比如普通法司法解释或历史实践。因此，在廓清不同国家宪制结构、规范基础区别的情况下，默示权力一般原理可以成为理论对话的资源。全国人大优位下的权力分工是实际的需求，也具有理论正当性。

(31)例如，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成立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但宪法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成立该类筹备组。该条规范确立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内含对国家机关推行计划生育的授权。

具体展现为，为了实现一定重要任务的新权力事项切实地需要国家机关予以承担，但由于没有可凭借的既有宪法法律依据，最后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与地位归入全国人大的权力事项。但全国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则是采用分散的职权规定模式，即宪法针对全国人大决定的重大事项加以单独列举式规定。

美国依据各种不同类型的基本权利发展出的不同审查基准(合理、中度及严格审查基准)，实质上是大陆法系比例原则在不同基本权领域不同程度的展现。(12)有学者认为对立法机关的职权应实行宪法保留，而非法律保留。